3月20日，《光明日报》第11版“理论·国家社科基金”版面刊发了我校历史学院王世华教授题为《贾名儒行：六百年徽商智慧》的理论文章，同时也被安徽社科界公众号转载。文章从徽商的崛起、徽商的成功之道、徽商士意识的觉醒、徽商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四个方面探究了六百年的徽商史。徽商发展史不仅是一部生动的商业史，更是一部承载家国情怀、记录文化传承的社会文化史。
现将全文转录如下：
明清时期，江南徽州府下属六县（绩溪、歙、休宁、黟、祁门、婺源）的商人组成的商帮被称为“徽商”，其与晋商共执商界牛耳数百年。徽商的活动对明清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。徽州人“贾居十九”，可见徽商人数之多。除盐、典、茶、木、粮食、布绸等主流行业外，只要能有所营收的行业，都有徽商跻身其中。徽商活动范围也非常大，“诡而海岛，罕而沙漠，足迹几半禹内”。《五杂俎》载谓：“富室之称雄者，江南则推新安，江北则推山右。新安大贾，鱼盐为业，藏镪有至百万者，其它二三十万，则中贾耳。”清代出现了富甲一方的巨商，名闻遐迩。
徽商的崛起
徽州处在万山丛中，层峦叠嶂，云雾缭绕，耕地稀少且贫瘠，所谓“地狭人稠，耕获三不赡一。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，勿论岁饥也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必须寻找生路。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，除生存形势所迫，思想观念的逐渐更新也是推动徽州人迈上商途的重要因素。
在传统社会，士贵商贱已成为人们的固有观念。明代中期，王阳明的心学在徽州得到了广泛传播，“四民异业而同道”的观点引起了观念变革。明嘉靖万历年间婺源人李大鸿言：“人弗克以儒显，复何可以雄视当世？有语之阳翟其人，埒千乘而丑三族，素封之谓，夫非贾也耶？”歙人许侔先说：“人之处世，不必拘其常业，但随所当为者。士农工贾，勇往为先。”显然，他们士贵商贱的等级观念已经相当淡薄了。
此期，“贾何负于耕”的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。明中期歙人许大兴认为：“予闻本富为上，末富次之，谓贾不若耕也。吾郡保界山谷间，即富者无可耕之田，不贾何待？且耕者十一，贾之廉者亦十一，贾何负于耕！古人非病贾也，病不廉耳。”即务农能获得十分之一的回报，经商只要不做贪贾，只取十分之一的利润，那经商就不比务农低人一等。歙人程季公说：“籍能贾名而儒行，贾何负于儒？”认为一个商人如果能以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，那就不比儒士差。
思想的解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，冲破旧观念的徽州人经商热情高涨，一大批人相继走上经商之路。
徽商的成功之道
像徽州这样处于山间、地少人多的地方，全国有多处，而独有徽州商帮崛起并取得极大成就，其中必有其成功之道。
世世代代的山区艰苦生活铸就了徽州人“能寒暑、恶衣食”的特殊品格，使其外出创业时能凭借智慧与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。明清时期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，造成商品价格相差极大。徽商正是利用这一点，把甲地低价商品运到乙地高价销售，赚取差价，并逐渐渗透盐、典、茶、木、粮食、布绸等主要行业。其中，除典业外，均是长途贩运。他们深入云、贵、川原始森林寻找优质名贵木材，扳崖谷，踏冰雪，风餐露宿，虎狼为伴，雇人砍伐木材后运到长三角地区出售。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，长途运输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，为了将茶叶等物资运到广州出口，他们往往需要翻山越岭，水陆兼行两三个月才能抵达。
宗族制度使徽商能够借助血缘、地缘关系结成团体。清代徽州人赵吉士说：“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，胜于他邑：千年之冢，不动一抔；千丁之族，未尝散处；千载谱系，丝毫不紊。主仆之严，数十世不改，而宵小不敢肆焉。”徽州人往往一人在外创业成功或发现商机，就会邀约自己的亲属、同宗弟兄或同地的人前来创业，从而形成团体。明中叶休宁人汪福光“贾盐于江淮间，艘至千只，率子弟贸易往来，如履平地”。嘉靖时徽州大贾程某经商于两广，“门下受计出子钱者恒数十人。君为相度土宜，趣物候，人人受计不爽也……故人乐为程君用，而自程君为大贾，其族人无不沾濡者”。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结成团队，徽商保持长期稳定，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优势明显。
贾而好儒的特点让徽商受益颇多。徽州人非常重视教育，孩子从小就要读书识字，接受儒家教育。大批有着较深儒学功底的参加科举之人，由于屡踬科场而被迫弃儒服贾，更使徽商整体素质显著提高。即使在经商中，他们也不忘读书，或“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，夜则焚膏翻书弗倦”，或“虽舟车道路，恒一卷自随，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乱兴亡之迹”。这也使得他们善于“以史为鉴”，学习总结历史上著名商人的经验，分析复杂的市场情况，作出科学判断。明徽商程澧外出经商，首先到各地考察，东出苏州，至松江，走维扬，北抵幽蓟，从而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：“东吴饶木棉，则用布；维扬在天下之中，则用盐策；君郡瘠薄，则用子钱。诸程聚族而从公，惟公所决策……行之四十年，诸程并以不赀起，而公加故业数倍。”明徽商汪世贤经营彩布业，成为巨富，同人评价他：“《记》曰：‘吾治生产，犹伊吕之谋，孙吴用兵，商鞅行法。’此数者，世贤心得之矣。”此外，受儒学的深刻影响，他们以诚待人、以信接物、以义取利，以良好的商业道德深受欢迎，塑造了风清气正的经商环境。有关徽商这些方面的记载，方志、家谱中比比皆是。同时，这种“腹有诗书”的风骨和良好修养逐渐消除了商人与士人之间的鸿沟，也更易于他们与官员、文人学者等结交。与官员交友，自然能获得不少商业信息与帮助支持；结交文人学者，可以扩大自身影响力，提高声誉。明代著名官员学者汪道昆、李维桢就曾为徽商撰写寿序、传记、像赞、墓志铭等，大大提高了徽商的知名度。
徽商士意识的觉醒
清代学者戴震评徽商“虽为贾者，咸近士风”。徽商不仅在经营上按儒家伦理行事，而且在人格修养上也按士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在传统社会，士几乎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，其品格如孟子所说“得志，泽加于民；不得志，修身见于世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。很多徽商都是这样做的，致富前修身见世，孝敬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和睦宗族，勤劳奋斗；致富后兼济天下，视地方公共事务为己任，慷慨捐资，纾难解困，涌现出很多感人事迹。这正是徽商士意识觉醒的标志。
清初徽人汪仕兴，初业儒，既而弃儒就商，有人曾嘲笑他：“汪氏儒族也，而子商焉，是舍本而趋末矣。”而他反驳道：“苟道存焉，曾何儒商之别哉？夫衣缝掖而冠章甫，儒之饰也，由义路而居仁宅，儒之真也。是故有拘儒焉，有通儒焉，君子之于道也，无人而不自得焉耳。曾何儒商之别哉？”汪仕兴认为评价人的标准应是品德行为而非职业。“衣缝掖而冠章甫”，只是儒的外表，“由义路而居仁宅”，才是儒的本质。可以说，这是徽商对“士”的全新认识。明后期歙县商人吴光裕（字肖甫），年轻时从父立庵公经商，“立庵公善权万货重轻，故市多倍得。肖甫间划一筹，巧出若翁上。父喜曰：‘人谓汝胜我，果然。’”肖甫却说：“岂必儒冠说书乃称儒耶？”其间充满自信。
在此过程中，士人逐渐认同了徽商。明代徽商程君，年轻时在吴地经商，“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”。明代学者归有光在给他写的寿序中曾说：“程氏由洛水而徙……并以诗书为业，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。然君为人恂恂，慕义无穷，所至乐与士大夫交，岂非所谓商而士者欤。”明中叶歙县人黄长寿，“以儒术饰贾事”，能积能散，见义勇为，“凡阨于饥者、寒者、疾者、殁者、贫未婚者、孤未字者，率倚办翁，翁辄酬之如其愿乃止”，士人道中谨认为他“虽游于贾人乎，实贾服而儒行”。明代有官员评价徽商：“若处士者，其衷恬然，其行粹然，其品卓然，虽业贾而不竞锥刀之末，饶有儒者气象，是足以风世矣。”“财愈丰，而心愈下，禔躬端饬，雅有儒者风。”这种“贾服而儒行”“儒者气象”“儒者风”在徽商中很普遍。徽商堪称“贾名儒行”“士魂商才”。
此期，商人一改以往低人一等的形象，表现出勇于担当的气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到了近代，商人的社会作用日益显现和提升，随着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，成为民间社会的中坚力量之一。
徽商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
六百年徽商历史，除了丰厚的物质遗产，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徽商主要从事长途贩运，“岭南塞北，饱谙寒暑之劳；吴越荆襄，频历风波之险”。远至日本、越南、欧洲，都能看到徽商身影。行商途中被窃、被盗、被杀或者病死的记载不绝于书，但徽商“一贾不利再贾，再贾不利三贾，三贾不利犹未餍焉”，体现了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。正是凭借这种精神，徽商开拓了国内外市场，繁荣了明清商品经济。
在经营商品上，方于鲁、程君房、胡开文、曹素功的墨，张小泉剪刀、叶开泰药、胡玉美酱、黄山毛峰、祁门红茶、汪氏益美之布等，都饱含徽商的创造心血。在经营策略和机制上，徽商多业并举，主辅兼营，几方联动，创造了合伙制、合股制，尤其是创立经理制，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，比西方早了二百年。在分配制度方面，他们还创造了津贴制、小伙制、正余利制、月折制、阳俸、阴俸、功劳股等，极大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。胡开文墨号的创始人胡天注创造性地提出“分家不分店，分店不起桌，起桌要更名”的原则，解决了代际传续的难题，闪烁着徽商的创新之光。
“富而教不可缓也，徒积资财何益乎”已成为徽商的共识。因此，徽商致富后，创造一切条件教育子弟，建造书屋，购买书籍，邀请学伴，延请老师，甚至鼓励子弟负笈他方，投奔名师。不仅如此，他们或创办义学、书院，或资助书院、学子。史载：“天下书院最盛者，无过东林、江右、关中、徽州。”徽州“十家之村，不废诵读”，使得徽州男子大多从小受到教育，养成了终身读书的习惯。甚至在科举史上出现“连科三殿撰”“十里四翰林”“同胞翰林”“父子尚书”“一门八进士”“一镇四状元”等佳话，戴震、王茂荫、詹天佑等文人名士都是徽商子弟。
徽商倾心支持各类社会文化事业。盐商程晋芳聘请学者校对古籍，为《儒林外史》作者吴敬梓撰写传记；盐商马曰琯刻的书被誉为“马板”；鲍廷博祖孙三代坚持刊刻《知不足斋丛书》30集，嘉惠学林。胡正言第一个成功用“饾版”“拱花”刻印书画《十竹斋笺谱》《十竹斋书画谱》；汪原放第一个用新式标点出版古典小说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镜花缘》《水浒续集》《儿女英雄传》《老残游记》《海上花》等。
此外，徽商在扬州和家乡兴建了大量园林，大力推动了我国园林艺术的发展，不少宅第建筑保存至今，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。他们酷爱戏剧，蓄养家班，不惜重金聘请编剧、导演，不断提高戏剧演出艺术水平。1790年乾隆八十大寿，四大徽班进京，演出震动京城，后又汲取了其他剧种的长处，最终形成了国粹京剧。徽商还重金收藏了历朝历代书法名画、珍稀古籍、钟鼎彝器，更带动了民间收藏热，成就了众多民间收藏家和鉴赏家，使得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得以保存。
“人饥我亦饥，人寒我亦寒。何妨以我余，而济人之难。不责人所负，但求心所安。”很多徽商拿出大量资金赞助公益慈善事业，每逢发生灾害，他们总是慷慨解囊，为民解困。方志记载了他们在经商地和家乡修路、建桥，改善地方基础设施，方便地方百姓出行的有关事迹。置义田、建义仓、立义屋、设义冢等善举更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。
由此可以说，六百年徽商史，不仅是一部生动的商业发展史，更是一部承载家国情怀、记录文化传承的社会文化史。
（作者：王世华，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六百年徽商资料整理与研究”首席专家、安徽师范大学教授）
原文阅读地址：《光明日报》https://epaper.gmw.cn/gmrb/html/2024-03/20/nw.d110000gmrb_20240320_1-1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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